成都倍特董事长精准操作狂赚7亿存蹊跷 涉假发票非法经营案盈利下滑质量堪忧

　　12月17日，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闯关创业板，加之沃森生物贱卖资产发酵事件，让倍特药业事件控制人苏忠海成为资本市场的关注点。

　　倍特药业主要从事高端仿制药、创新药、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为实际控制人苏忠海在2012年8月，苏忠海也通过其控制的四川方向为平台以7,000万元买下了具有国资背景的倍特有限，并经营至今，目前冲创业板。

　　倍特药业此次发行5000万股，募集资金93027.48万元分别投入特色原料药技改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新药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20000万元。

　　倍特药业此次上市较为引人关注的是其实际控制人精准投资，堪称投资高手，但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无人知晓。其次，巨额瓜分利润导致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疯狂拆借资金成为实际控制人提款机。

　　另外，公司还存在涉及假发票、生产销售假药、非法经营的刑事案件，令人质疑管理制度失控，产量质量不合格屡遭处罚情况。在盈利能力方面，极度依赖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自身盈利能力下滑。

　　精准投资标的被收购狂赚7亿多存蹊跷

　　在大安制药经营不善的情形下，苏忠海却逆向通过四川方向、瑞聚全、镇泰投资、煌基商贸四处购买大安制药股权，苏忠海“其控制的各个平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耗资仅2000万元便将大安制药100%股权收入囊中。就在苏忠海成功收购了大安制药的股权，截止在2012年8月31日进行了大额增资至1.23，沃森生物宣布以8.66亿元收购大安制药，仅一年多的时间，苏忠海从中收获了7亿多的回报。

　　此次收购在当时便引起资本市场轰动，有诸多媒体质疑沃森生物收购大安制药存在利益输送。时间虽然过去已经多年，但是沃森生物在近期一桩贱卖资产行为，让其过往收购经历又一次被资本市场关注。

　　沃森生物12月4日发布拟转让子公司上海润泽股权引起监管部门关注，质疑其贱卖资产，随后公司在舆论的抨击和监管部门监督之下终止转让，但仍然阻止不了其股价大幅下挫。

　　苏忠海与沃森生物之间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隐秘关系，至今无从知晓，但是从沃森生物

　　一系列高溢价并购让市场质疑关系不一般。

　　2012、2013年沃森生物分两次合计花费8.66亿元收购了河北大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90%的股权。彼时大安制药连续亏损4年，2012年首次收购时其账面净资产仅为-5746.39万元，而这还是原股东增资1.23亿元后的结果，即便如此，经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其全部权益价值为9.6亿元。而上述提到苏忠海仅投资1.23亿元，该桩收购案让苏忠海短期获益飙升，高达704.07%。被收购标的大安制药持续亏损，在并购后不久沃森生物2014年即将部分股权对外转让。

　　如果仅一桩收购案，可以说是价值所值，但是还存在接二连三的类似情况，那就让人匪夷所思。

　　2013年下旬，沃森生物公告，以7.63亿元收购山东实杰、圣泰药业、普诺生物100%的股权，交易对价分别为3亿元、1.625亿元和3亿元，较净资产账面值增值率分别为860%、1102%和847%。据悉，上述收购标的均为区域性的生物制品和疫苗批发商，和沃森生物为产业上下游关系。

　　无独有偶，在沃森生物宣布收购上述三家疫苗批发商之前，一家名为隆臣投资的企业在2012年下旬及2013年初，仅分别花费510万元、306万元、264.18万元便收购了山东实杰、普诺生物、圣泰药业三家公司各51%的股权。仅仅半年之后，2013年6月沃森生物公告以4.08亿元收购隆臣投资持有的三家公司51%的股权。

　　据天眼查显示，已经注销的隆臣投资和煌基商贸最后的控股股东均为同一自然人苏李红，其中煌基商贸为苏忠海退出后入替。自此，沃森生物时间接近的两笔高溢价并购出现了交集，两名关键自然人—苏忠海、苏李红。

　　苏李红与苏忠海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苏忠海退出煌基商贸有苏李红进入，苏忠海退出之后煌基商贸投资企业有被沃森生物高溢价收购，背后可能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盈利下滑之下巨额分红成实控人提款机又涉假发票案

　　实际控制人苏忠海出售大安制药股权情况之下，再度进行了一场类似的操作，这次并不是卖身而是闯关IPO。2012年8月，苏忠海也通过其控制的四川方向为平台以7000万元买下了具有国资背景的倍特有限。截止招股书签署日，苏忠海间接持有公司 75.39%的股份，持股比例较高。

　　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增速为27.86%，而净利润则为下滑5919.22万元，下滑幅度22.40%。在公司急需募资补血20000万元情况之下，倍特药业却进行分红36000万元，为补充流动资金180%。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637.21 万元，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0,086.38 万元，合并报表层面存在未弥补亏损。在巨额分红之下，导致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在拟上市公司操作中较为罕见。

　　苏忠海通过四川方向等平台间接持有公司75.39%股份，按此比例，其分红金额达2.71亿元。巨额分红导致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必然是以苏忠海为代表的大股东在上市前已将利润瓜分完毕。

　　另外，倍特药业也一度成为苏忠海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提款机”。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拆借的金额达6.22亿元，仅2017年、2018年两年向控股股东四川方向拆借的资金便有81笔，金额达4.5亿元。

　　其次，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倍特药业还涉及一桩假发票案，令人质疑其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其内控制度缺失，不知发审委看到该如何评判?而且，该桩假发票还是发生在公司报告期内，但是招股书对此缺失只字未提。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10月12日发布的一则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1月，被告人周勇安排被告人陈雪、肖震峰借用他人身份信息在资阳市雁江区注册成立资阳盐宸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阳西成丰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后，向资阳市雁江区国税局申办了税务登记手续，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判决书显示，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上述公司于2018年以票面金额3%的手续费销售给多家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364份，品牌广告推广费，申报销售收入0.34亿元。这些涉嫌接受虚开发票的公司主要为医药企业，其中就包括正在拟上市的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而购买发票方倍特药业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购买增值税发票用于抵税的金额是多少?是否受到相关的处罚?在招股书中却是只字未提，试图隐瞒财务造假。

　　另外，从公司子公司被处罚情况来看，财务造假的可能性极大。2017年8月09日倍特药业子公司四川慈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示信息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高新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3年内且依照《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更正其公示的信息后，申请移出。

　　诉讼缠身涉刑事案件，产品不合格存隐患依赖税收优惠和补助

　　倍特药业存在三起重大诉讼缠身。

　　招股书显示，2020年4月,孙一夫因与倍特药业合同纠纷,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倍特药业继续履行与其签署的《聘用合同》相关条款;判决将倍特药业0.6%股权变更登记至孙一夫名下,办理变更登记的税、费由倍特药业承担;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倍特药业承担。

　　2020年4月,李英富因与苏忠海、倍特药业的合同纠纷,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苏忠海向其赔偿损失1,000万元,倍特药业就该赔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苏忠海与倍特药业承担。同月,许再苏因与苏忠海、倍特药业的合同纠纷,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苏忠海向其支付差欠的出资转让款1,000万元,倍特药业就该赔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苏忠海与倍特药业承担。

　　此外，倍特药业还涉及了一起生产、销售假药、非法经营的刑事案件。

　　据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判决书显示，2016年至案发，杨某借助商丘市嘉信医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医贸”)业务员宁丽君(已判刑)熟人关系，通过嘉信医贸从成都倍特药业购买盐酸文拉法辛胶囊12180盒，销往梁园区人民大药房、梁园区延德堂大药房、梁园区援生大药房、睢阳区利华大药房、柘城精神卫生诊所等单位，销售价值171000元。

　　不知倍特药业对外销售是否符合规定?在该起案件中，公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经常出现向无资质人员或公司出售药品行为?

　　其次，公司还因药品质量不合格而多次受到处罚。

　　2016年，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盐酸黄酮哌酯片”(批号：150504)在国家评价性抽样中检验不合格，系劣药。召回药品未向监督部门报备。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没收不合格药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2017年5月10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通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150504的盐酸黄酮哌酯片不合格。不合格项目包括含量测定、溶出度、含量均匀度、有关物质等。对不合格药品，相关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另外，公司盈利能力极度依赖税收优惠和补助。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2878.37 万元、4736.72 万元和 7047.68 万元和 1,863.19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2.13%、17.93%、/34.37%和74.18。享受所得税优惠金额分别为2090.11万元、4544.02万元、4324.64万元、1064.50万元，分别占当期净利润比为16.07%、17.20%、21.09%、42.80%，合计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金额占净利润比分别为38.20%、35.13%、55.46%、116.98%，占比逐年上升，说明对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依赖性逐年增强。